樊自立  (离退休人员、研究员）

我是1962年从老家陕西三原考入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五年的大学学习中有四年实习，三年我都参加中国科学院治沙队工作。1962年分配到我所，从此就与干旱区有了不解之缘。50多年来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一 八年荒考

由1975年到1982年，在毛德华队长的领导下，我们几乎考察了全疆各地。使我最难忘记的是每年野外工作时间之长，4月中旬就出野外，乌鲁木齐树叶还未长出；到了11月中旬才能回到乌鲁木齐，树叶全落了；多年没有在乌鲁木齐渡过夏天。虽然生活艰苦，但精神是愉快的，当时我的工资79元，虽不算多，但比拿30多元的还算不低，大家都低，彼此都没意见，相互之间不攀比，不像现在工资涨了很多，但还有怨气，干工作是在一种和谐平等的气氛中，没有什么精神压力。当时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科研经费少，为了节省开支，都是自带行李，自带行军床，自起炉灶，每到一地先找空房，安营扎寨。刘世发大师傅整整给我们做了8年饭，他总是想办法把饭菜做的好一些，让大家吃得舒服一些。他虽然过世多年我还不时怀念他。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队领导就请求当地给予支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巴州水利局李希贤局长亲自从33团给我们调大米、清油和肉类。阿勒泰虽是牧区，也没有肉吃，在青河县，我们只好与屠宰场联系，吃不用肉票的羊杂碎。尽管当时物质生活条件不好，粮食定量，油肉很少，每天只吃早晚两顿饭，头顶烈日，在车上站10多个小时，还要挖土壤剖面，大部分要挖到地下水，那时尽管年轻，一天下来也十分累，但从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所以大多数人还很愿出差。在荒考期间，我担任考察队业务秘书，协助毛队长作一些业务总结工作，考察队有土壤、水利、气候、地貌，草场，林业及社会经济等专业组，每年各组的业务报告，交给队部，大都是由我汇总，这就大大提高了我在专业方面的综合分析能力。荒考参加单位有南京土壤所、兰州沙漠所、北京综考会、新疆兵团勘测院、林业厅、畜牧厅，农业厅，各专业和各单位可经常在一起交流、总结，相互渗透和借鉴，也大大扩展了我的知识面。1978年生地所才恢复职称评定，此前全所只有三名助理研究员，这次我也有幸晋升为助研，已40多岁。

为期8年的荒考，和抗日战争一样长，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光阴，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完成的《新疆重点地荒地资源合理利用》，获1984年新疆首次开始评选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的第一名，我名列毛德华、常鸿，雷文进之后第四位。后来我到各地出差，看到新扩大的绿洲都是我们当年建议的地方，感到十分欣慰。“八年抗战”也为承担中国1：100万土地资源图编制和新疆土壤普查中的制图和取样打下基础。由我和程心俊、季方、李和平、雷加强、张迎华、粟红编绘的新疆1：100土壤图和1:100土地资源图，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陈列在我们的标本馆中。由张累德（我也参加）李和平、常青、田长彦等人采挖的82个新疆各种土壤类型整段标本，在全国各省区还不多见，丰富了我们标本馆的陈列内容。后来，张累德同志把所采标本按系统分类更换了名称，并整理了土壤室历年所采标本，历时几年，义务付出，无偿奉献。整段标本采样时我们用的是王振云驾驶员的车，他真是一个好人，除了开车外，帮我们挖土取样，为了省钱，总是找包吃包住的地方，都由他安排。我们采回的土样，由李培清、廖宝玲、张翠英、陈谭明、杨洁泉、杜莉、张惠等人分析，是至今新疆土样分析项目最全的一批样品，《新疆土壤》中主要剖面的化学分析资料都是他们做的。还应缅怀的有杨承先驾驶员，他和我一起出差，因车祸死亡，年仅30岁；范勤学受了重伤，已过世多年。李兴娃也因车祸，使腿致残，提前退休。

程心俊同志，是我的好战友，荒考的骨干。我和他还有新疆大学的米力阿吉三人，在焉耆盆地进行土壤调查，三个人用两辆自行车跑遍了焉耆盆地四县和10多个农场，两辆自行车还是租用招待所的。整个调查中，老程一直用自行车带着我，每天跑三、四十公里，最长的一次是从焉耆到和硕，那时全是石子路和土路，骑行艰难，天热时累得满头大汗，但从未叫苦叫累。米力阿吉是每次带着工具和采的土样，也不轻松。

二 塔里木河考察与研究

我第一次与塔里木河打交道是1976——1977年，由兰州沙漠所、我所及南京土壤所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对塔里木河的资源环境进行综合考察。由曲耀先任组长，我为副组长，参加的有韩清（已故）、陈必寿（已故）、李福兴（已故）、曾志远、崔恒心，王康复等。我们从上游的阿拉尔一直到下游的铁干里克，穿行在河的两岸。那时塔里木河平原几乎没有道路，我们一行10多人，用两辆戛斯越野车，时而行走在茂密的胡杨林中，时而在柽柳灌丛中，时而又是芦苇、甘草和罗布麻草甸。前进的道路上没有一处通行顺畅的地段，不是沙丘挡路，就是沼泽湿地陷车，遇到松陷的盐土，汽车底盘能着地，车轮架空，每天仅能行驶三五十公里，推车的次数就记不清，后来我们总结出经验，车上备有柽柳枝干，一遇沙包和沼泽就用它来铺垫，推车的次数才少了。戛斯车越野性能虽好，但却是敞篷的，6——7月份的塔里木气温常在40摄氏度以上，我们只能头顶烈日，有时干热风吹来，身上像火烧一样。塔里木河上有一种叫草鳖子的小虫，在胡杨林下很多人被咬后，皮肤红肿，还会传染猩红热，人们都害怕，天气再热，也不能再林下休息。我们沿塔里木河考察，饮用塔里木河的水，由于上游农田排水的泄入，又苦又咸。塔里木河平原虽年降水在30—80毫米，但下起来便是瓢泼大雨，20都分钟就能积满一脸盆。有一天晚上，我们就遇到这样的天气，每个人都像落汤鸡一样，全身湿透。白天遭受日晒车巅，晚上又不能好好休息，蚊子也来作对，叮咬得人彻夜难眠，全身都是红色斑点。那时每天早晚只能白水煮面条，中午吃一点干馕，就这样的生活我们过了两个多月。这次野外考察吃了不少苦，但收获颇丰，根据考察资料，于1978年编写了约15万字的《大规模农垦后塔里木河自然环境演变于自然资源利用》（未出版），初步揭示了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使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遭受破坏，草地退化、水质咸化和土地沙漠化发展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塔里木河生态恶化的关注，该成果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

20世纪80年代初，塔里木油气资源勘探取得突破性进展，使其成为我国陆上最大的能源接替区，油田主要分布在塔里木河中游平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为了配合塔里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启动了两项国家科研计划，一是“塔里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与新疆经济发展”，二是“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工程”，在这两项科研中我都承担了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我所当时持有国家环境影响评价甲级证书）。为了完成一个项目，我和田长彦、李小明跑遍了分布在塔里木河中游的油田，详细调查了地球物勘探，管线道路建设，钻井和采油对生态的影响，落地原油、油田污水、岩浆及固体废弃物对土壤、植物、和地下水的污染，并提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对策，这些措施和对策在以后的油田开发和管理中，都得到了落实，为保护母亲河尽到了一份职责。该成果获新疆科技进步二等奖。

“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工程”是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公路北起轮南，南到恰汗，全长约540km，其中90km在塔里木河中游冲积平原，450km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是世界上最长的修在流动沙漠中的上等级公路。在塔河平原段我们主要是评价公路修建对生态影响，防止植被破坏导致荒漠化扩大。在沙漠段主要评价恶劣环境对施工和运营管理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利用塔里木石油指挥部提供的沙漠车，对公路沿线的地貌、地下水、植物、动物和土壤进行了详细调查，为后来公路沿线种植柽柳和沙拐枣生物固沙提供了详细的基本资料。沙漠中的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几乎看不到绿色植物，我们乘坐的沙漠车在20-50m的沙丘间颠簸，夏天地面温度在60-70摄氏度，气温高达40摄氏度以上，酷热难忍，经常有沙尘暴，有时能见度不足100米,遇到这样的天气，眼睛都睁不开，连鼻孔也进沙。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因为心里只有一个信念，要把沙漠公路建好，为开发油田服务。塔里木沙漠公路工程完成后，我们编著了一本150万字《塔里木沙漠石油公路工程》巨著，我是副主编，该成果被评为199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1996年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由于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多次将整治塔里木河在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向国家提出，于是在1992年新疆科技厅将塔里木河研究列入自治区重点课题，给予10万元支持，1993年中国科学院区域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也将塔里木河列为区域发展前期研究项目，给予25万元支持，在当时也算得上较多的经费，那时一个面上自然科学基金也只能得3万~5万元。这次我们对塔里木河的研究，是分段有重点地进行，上游段以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为主。中游以研究植被变化为主，同时进一步调查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对塔里木河的影响。下游以研究沙漠化为主，监测沙漠化扩展速率，沙漠化对绿洲和交通影响。另外还对源流、干流水文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塔里木河下游断流主要是源流和干流用水过量造成的，于是提出了塔里木河的整治原则，即“治理源流，改造中游，拯救下游”，这一原则成为后来制定塔里木河流域规划的基本思路，一系列的工程措施都是按这一指导思想设计和安排。

“九五”期间，国家科委把西北水资源合理利用列为科技攻关项目，《塔里木河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是专题之一，经徐乾清、陈志凯，石玉林等多位院士和专家评议，由我所主持，清华大学和塔管局参加。在三年的攻关中，三家合作很好，重点研究了塔里木河水资源的形成与消耗，水均衡与水转化，地表水与地下水的相互影响，地下水、土壤水和植物生长的关系，生态环境评价，生态用水估算，维护下游生态需水，解决了塔里木河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整治的一系列关键问题。1999年经有多位院士和专家组成的验收和鉴定委员会评审，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00年获新疆科技进步一等奖，200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出版了《中国塔里木河水资源与生态问题研究》专著，该成果受到原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的赞赏，为塔里木河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最终，107亿元的塔河治理经费得到朱镕基总理的批准。塔里木河向下游输水，我是跟着水头，亲眼目睹流入台特玛湖，当水到达台特玛湖的那一刻，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第二天新疆广播电台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这一新闻，多年来和我一起参加塔河科考和研究的还有刘培君、季方，王让会、马英杰、李新、周宏飞、张捷斌、杨德刚、艾里西尔、张立运，杨戈等，他们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三 罗布泊之行

1980年彭加木失踪后，为了寻找彭加木，在王熙茂和夏训诚带领下，我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组织的罗布泊和塔里木河下游考察队，1980年11月底，天已经很冷，我们从敦煌经过两天艰难行程，才到达彭加木的失踪地，在阿其克谷地展开拉网式的搜索，由于盐壳很厚，尖角突立，每天要在上面行走10~20公里，不仅把鞋底磨损了，把脚扭痛了，脚上还起了泡，天寒地冻，还睡在单帐篷中，洗脸刷牙用冰冷的地下咸水。后来寻找成员和科考成员分开，我们在罗布泊东岸考察，只能吃干馕喝凉水，带着自己的行李，地上铺着包裹行李的帆布，在已经结冰的露天住宿，晚上很冷，彻夜难眠，第二天还得挖土取样。

1981年我们正式对罗布泊和塔河下游进行科考，夏训诚和汪文先任正、副队长，参加人员有王树基，谷景和（已故）、高兴宜和我。5月初从乌鲁木齐出发，经过核试验基地，正是原子弹爆炸后的两个月，我们看到了核试验后，被毁坏屋子、桥梁、残破武器和动物实验的铁笼子等。由于核试验使罗布泊地区的土壤、植被、岩石都受到严重的放射污染，从戈壁滩上拣到的玛瑙石子，放在鱼缸中鱼都会死。五月份是罗布泊多风的季节，经常出现沙尘暴天气，我们住的帐篷常被风吹倒，只能在压倒的帐篷下过夜。中午太热，只能躲在汽车底下。盐壳厚达30~50厘米，十分坚硬，用十字镐都挖不动，地面没有放下一张行军床的平地，汽车每小时只能行驶10公里，还常把轮胎磨坏。水是从马兰基地拉来的必须定量，除做饭用外，一个多月没有刷牙洗脸。由于水是用油罐车装的，放的时间长了，生锈后就像酱油汤一样，渴了还得喝。罗布泊的空气十分干燥，用湿度计测得为零，由于人体蒸发量大，几天都不会大便。穿的翻毛皮鞋，一个多星期就会干裂。罗布泊地面平坦，广袤无垠，四周没有参考地物，脚下全是30-50厘米翘起的盐壳，行走只能眼睛向下，不能向前方看，所以极易迷路。一次我和夏训诚、王树基三人由营地向东考察，为了不迷失方向，每隔500米，就用盐壳堆起一个记路标志。我们大约离开营地不到5公里，开始返回，由于遇到浮尘天气，用盐壳垒起的标记就看不清了，本来应向西返，结果却向南越走越远，幸而模糊地看到树立在钻机上的红旗，才知把路走错。我们从上午八时出发，下午四时才回到营地，带的水也喝完了，如果没看见小红旗，再向南走，一天也回不来了，险些三个人都成了彭加木。穿过罗布泊湖心后，我们来到咯拉和顺湖，湖水干涸，湖底有残余的泥炭，出露薄层盐壳。当日，本应到达米兰，由于天黑找不到路，只得在汽车里待了一晚，又冻得人打哆嗦。在台特玛湖时，由于罗布庄养路道班撤走，没有住的地方，只得在原来牧民围起的羊圈中过夜。又因为露天做饭，被风吹来的砂子，落在饭中，吃起来磨牙，难以下咽。由于罗布泊考察受到放射污染，加之劳累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回到乌鲁木齐后我就得了一场大病，住了一个多月医院还未好，出院后由于无人照顾（当时我的夫人还没来疆），只得回家休养了8个月。和我们一起的王熙茂院长、张克灿处长、徐文华驾驶员也都生了病。但这次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由夏所长主编的《罗布泊地区科学考察与研究》获1984年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夏训诚与我合写的《关于罗布泊是否游移的问题》，否定了罗布泊是“游移湖”的说法，现已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李培清、张炳乾及我合写的《罗布泊的钾盐》，发表在《科学通报》上，是最早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的文章。后来在这里发现了我国最大的钾盐矿，现已投入工业化生产。我撰写的《罗布泊地区的盐壳》及《历史时期罗布泊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被研究罗布泊的学者多次引用。

2008年11月，我和艾里西尔等应邀参加了《东方道尔罗布泊大型综合科学考察》，虽是天寒地冻，但道路条件比以前好多了。这次遇到了1959年罗布泊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济，他给我提供了1959年罗布泊6张有水的照片，充实和完善了我俩于2009年发表在《第四级研究》上的论文《塔里木河的变迁与罗布泊的演化》，证实罗布泊是在1962年后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