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匡一　　　  （离退休职工、副研究员）

我在1952年元月起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自愿来到前中苏石油公司地质调查处工作，1954年又调到八一农学院水利系教书，从1957年5月调来中国科学院新疆筹备委员会地质地理研究室工作，到1987年8月退休。

在此30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我有机会遍地考察了新疆的山山水水，亲眼看到了新疆的美好大自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亲历了并宣传新疆各民族的幸福生活与和谐的民族团结友好，也亲历了新疆分院地理所(1999年与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合并)艰苦奋斗的“生地精神”和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愿望。值此总结我们研究所成立50年来的发展历程，现把我30多年来在生地所的各项工作，仅提出两项有特别意义的工作追忆于此。

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筹备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涂治副主委是八一农学院院长，兼新疆农业科学院院长，是他把我从八一农学院调来分院筹委会的。1957年5月份时只有一筹委会办公室、地质地理研究室和化学试验室。自然科研部份共有33人全部都参加到中、苏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中去学习和工作。考察队于1957年6月正式开展8个专业的综合科学考察，59年底结束野外考察，1960年底结束全队的科学总结。

按原计划1960年部份科研主力人员将去前苏联科学院共同编写科考总结和专著，但因政局有变化，因此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和所邀请的各高等院校的教授们和考察人员就改在北京进行总结。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在考察将结束时，就考虑在新疆综合考察队的基础上成立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和地质地理研究室，当时有我(1957年5月)、徐士中、汪文先(1957年8月)、刘铭庭、刘国均(1957年9月)、杨洁泉(1958年5月)、毛德华等8人(1958年5月)、张丙乾、张累德(1958年)、毛祖美、张佃民(1960年)等人，这些同志就是成立新疆生土所和地质地理研究室的基本力量，但图书、资料和试验研究条件很不完善，条件比较艰苦。

从1957年记的四年野外工作下来我认识到苏联专家和内地各大学教授们的专业功底是十分瀚厚、扎实的，值得我们虚心学习。那十位以穆尔扎耶夫为首的苏联专家都很关心新疆科学事业的今后发展，在年度科考总结会议上，常提出今后新疆的生物、地学的研究工作和资源调查工作如何深入，并提出在综合考察队的基础上建议成立生地学在疆的研究机构。

我体会我们新疆分院初期的生物、地学研究工作完全是借助了中苏综合科学考察的东风打下了基础，随后是科学院综考会于强书记等领导向中国科学院申请将新疆综合考察队的新疆的参加人员及科研资料和设备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在建所的初期条件是很艰苦的，设备基础也很差，但我们这些年轻的新疆工作同志，抢着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一种“生地精神”，个个精神饱满，树立扎根边疆的信念和决心，一定为新疆的科技事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彭加木同志

彭加木同志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从1956年起每隔一年就来新疆一次，帮助并指导新疆化学所和地质地理所的研究工作，是他1956年向八一农学院涂治院长推荐把我从水利系调到新疆分院筹委会，并参加到中苏科学院新疆综合科学考察队的。他的专业是土壤农化，但对新疆的土壤及其他的资源也都很关注，愿意尽一切可能的机会去了解和深入地探究如何能够使这丰富的自然资源能为新疆的经济发展出力。

机会终于来了，经过他仔细地考量，他决心不顾自己有着癌症的阴影，毅然地决定去南疆进行一番野外考察。

1964年我和彭加木同志还有化学所的陈子才同志三人在彭加木同志的倡导下，我们去考察塔里木河下游的生态环境并探寻钾盐的生因和分布条件。他的这一计划得到当时分院哈琳书记的赞同并大力的支持，记得在1964年9月22日上午我们出发时，哈书记还亲自送别，并嘱咐我和陈子才一定要很好地关注彭加木同志的健康与安全。

我们到达库尔勒农二师部时，二师张政委得知我们计划去尉犁县平渠一带和库鲁克塔格山南坡脚下探寻钾盐时，政委就叫通信科通过31、32、35、36各团场提供方便条件。当我们到达铁干里克时，那里正是上海第一批知识青年抵达兵团农二师农场来参加生产，他们见到彭加木同志就像见到了家乡的亲人，那种热烈的激情十分感人，他们满怀豪情壮志向加木同志表示：一定要为新疆的农业大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加木同志那年正是上海市人大代表，他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青年们好好向老农工学习，努力认真地搞好生产。

这也是他做为上海人大代表的这次南疆之行慰问上海支边青年的政治任务。我们到达若羌县米兰36团场的次日，请了米兰的最年长的库安老人引领我们去约40公里处车尔臣河南岸的阿不塔里村(有的文献名阿不旦)，我们看到最后的一间土坯房，似乎主人刚撤走不久，周围就是大片的长势良好的胡杨林。我看到加木同志长时间地往东北方向跳望，许久不发一言，我估计他是在遥想喀拉库顺湖和罗布泊，那古罗布人靠打鱼为生的老居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文化。

果然，回到米兰后，经他深思熟虑，他提出十天的准备就找当地最老的罗布猎人带路带十天的馕和水就出发进罗布考察，可是骆驼还在阿尔金山上，以便最短时间能通知到，而骆驼也得一个月才能走到36团场，另外那水呢？还得要现做铁水桶，又没有地形图和航片，况且也没带经费。我能体会到加木同志的前进精神——在尽可能最短的时间内拿到最大的成果，但在这样空白条件下就向罗布泊挺进，我觉得太冒险，我不去。若羌县委许书记也为未能提供骆驼和其他条件而惋惜，但也劝加木同志明年再来，一切条件准备充裕后再进泊。加木同志以未能于1964年即进罗布泊考察而失望！

于1979年他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又来到新疆分院，12月下旬在我家我们又讨论了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的考察以满足他的宿愿。我们刚把计划拟定好，适逢中国科学院派给我们研究所一个去法国访问、进修的名额，地理所派遣我去法国进修；一个是进罗布泊科学考察，一个是去法国进修遥感技术，这两项任务我都渴感能参加，但怎能一身脚踩两支船呢？我思想斗争了几个日日夜夜，心想我就是新疆人，我以后总还能有进罗布泊的机会，但去法国这辈子恐怕只此一遭了，于是我就舍弃了与加木同志去罗布泊考察机会而去了法国访问。

加木同志1956年直到1980年他多次来新疆分院参加并指导新疆化学所的研究工作，也对地理所的成长极尽关怀，他那种为科研献身的精神和对年青同志们如何行进在正确的科研道路上树立了榜样，他为新疆分院在文化大革命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是我应当认真地向他学习爱祖国、爱新疆、爱科研事业的永不磨灭的精神。